在参与预约诊疗服务的各方力量中，第三方是一个十分吃重的角色。记者实地采访的福建、湖北、四川的6家医院，第三方机构均以各种方式探索实践预约诊疗。然而，政策上的模糊、补偿的不足，都让第三方机构难以摆脱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不少人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机构究竟能走多远。 　　患者和医院对第三方有需求　　9月9日，记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大厅采访时，碰到一对年轻人正在建设银行自助查询终端机前预约挂号。按照机器上的引导，男子插入华西健康龙卡进行操作，成功预约了一级专家卢一平9月13日中午的号，并完成交费。记者看到，银行的回单凭条就是华西医院的门诊号，十分方便。　　“与银行合作，主要是看中他们的服务网点遍布全省城乡。最初与我们合作的建行有300多个网点，再加上后来工行的500多个网点，现在，患者可以在800多个银行网点上挂我们医院的号。在任何地方拨打中国电信成都‘114’，报上卡号，也能预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部主任刘姿说，与银行合作只是该院多种预约挂号形式的其中一种，目前，该院日门诊量达到1.5万人次左右，其中，预约挂号比例已经超过门诊总量的60%。　　除了通信运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一些更加专注于此的健康服务企业也活跃在预约诊疗的舞台上，服务内容也更丰富多样。　　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皮肤科实力远近闻名，因此也招致大量号贩子把倒卖号源作为生财之道。采访中，该院皮肤科副主任王玮蓁说，2009年前后，号贩子在该院一度猖獗。“有一次我母亲病重，半夜送来医院看急诊，一进急诊大厅，随处可见号贩子搬来的板凳、铺的毯子。有人为了争夺和捍卫地盘，甚至把狼狗牵来医院‘坐镇’，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有多么混乱。”王玮蓁说，那时候，第二天的门诊号，患者经常头天下午来排队都挂不上，一个9.5元的专家号被卖到100多元甚至几百元。再想到号贩子动辄月入数万元，而自己和同事一直为他们“打工”，她既气愤又无奈。　　该院党委副书记雷敏功说，在医院联合警方共同管理、实行实名制挂号、医院领导亲自坐镇等多项举措实施之后，号贩子的疯狂势头得到了控制，但号贩子扬言，医院这样的管理力度不可能持久。而在这时，该院和湖北健康之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合作。该公司免费派遣10余名工作人员进驻该院开展“落地”服务：在预约接待处设有身份识别器，公司工作人员会通过刷二代身份证匹配预约信息，来进行一次核对。为防止取号后二次倒号，公司在皮肤科等重点专家诊室门口设人工二次分诊处，对准备就诊的患者再次核对身份证号和照片。二次确认身份后，工作人员会在号票后面盖一个医院认可的确认章，如果没有此章，则说明审核没通过，由专家决定是否为患者看病。“连这样的诊疗细节都有人管理，号贩子的倒号空间被大大压缩，门诊秩序大为好转。”　　记者了解到，除此之外，健康之路公司还承担了预约停诊通知的工作，当医生由于出差、生病、急诊等不可避免的非人为因素无法按时出诊或临时停诊时，由公司人员及时通知病人。他们还搭建了社区预约转诊服务系统，并在大医院派驻专门人员，负责接待由社区医院预约转诊来的患者，填满预约诊疗服务体系流程衔接上的空当。　　不少机构“赔本赚吆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第三方与医院合作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基本是免费或者只收取很少的手续费。　　在成都市，中国电信四川号码百事通信息服务分公司（即成都“114”）提供预约挂号服务，可以在相应通话费用之外收取3元预约费。但该公司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经粗略测算，“114”每服务一名预约挂号患者，成本为3.6元~4元，3元的收费依然弥补不了投入。“开展预约挂号这样的业务，主要是为了在群众中建立‘114’的品牌影响力。”该工作人员说。





　　“任何服务都有成本，一套可行的运营机制是预约诊疗服务机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我们公司创建于2000年，直到2008年，公司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健康之路总公司董事长张万能告诉记者，与“114”一样，健康之路公司也是用非医技类增值服务的收入来弥补预约挂号的亏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确保预约诊疗服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比如，开展“问医生”就是健康之路推出的另一核心服务，患者在就诊前后，可通过手机App、电话连线等方式联系想要咨询的专家，寻求看病指导及问询吃药、康复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服务在武汉等地开展得十分红火，记者在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采访时了解到，今年8月，该中心妇科主任宋晓婕共提供“问医生”服务106次，服务总时长397分钟，平均每天都要接10余个患者的电话。　　“第三方机构通过与医院多年合作积累众多患者资源，从长远来看，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资源，也会成为这些机构进一步发展的切入点。”林海认为，第三方机构如果能把慢病患者管理起来，对他们给予定期的复诊、用药提醒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并通过随访，对他们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些信息对患者、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