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齐齐哈尔市又爆出一起“杀医案”，该市北钢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出诊时被病人打死。这一惨剧的发生，与之前的“温岭杀医案”，只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更加一致的是，被杀者都是五官科医生。 　　到目前为止的多起伤医、杀医案中，五官科医生受害的比例相当大。由此，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浮出水面：“空鼻症”，一个耳熟能详的现象也再次被提起：“过度医疗”。虽然尚且不知齐齐哈尔的这起杀医案的病人，是否有着这种疾病，但“过度医疗”显然是杀医案的又一深层根源，而“空鼻症”不过是“过度医疗”的一个极致而已。　　空鼻症　　典型的“过度医疗”案例　　“空鼻症”是一个疾病的病名，也是对鼻腔状态的形容，因为这些因为鼻塞等难耐症状去就医的人，在检查中发现，鼻腔已经被治疗得很宽大，呼吸时应该没有任何障碍，包括CT检查也“未见异常”。但是，咽喉干燥或有异物感、鼻塞、头晕、睡眠质量差、胸闷、心情沮丧等，原本就医前就有的症状，却毫无减轻，这些人一般都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肥厚性鼻炎或鼻竇炎而做过“鼻甲修除手术”的，误以为导致呼吸障碍的鼻甲，早就被修除掉了，但症状为何依旧甚至加重了？　　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说明病人的痛苦：鼻腔有过滤灰尘、加温空气，增加空气湿度的功能，一旦鼻腔过度通畅，上述功能丧失，空气毫无阻拦地进入鼻腔，娇嫩的鼻黏膜直接承受外界刺激，就形成了“空鼻症候群”，而这个问题，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国外医生提出的。　　五官科　　为何成“高危”科室　　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明朗，国外的研究表明：具有破坏性的鼻甲手术，开展得越多，病人的投诉也就越多。这一点，同样被国内医生们意识到，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等医院的医生，早就在呼吁“对于任何鼻腔疾患，应首先采用规范的保守治疗方式，坚决杜绝任何无限度地扩大鼻腔容积的手术”。　　在中国，鼻炎患者人数众多，特别是空气污染加剧之后，鼻炎更成了虽不致命，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常见病，鼻甲手术这种用力多度的治疗，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因为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中，青壮年男性占了大多数，很可能是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特点，促成了五官科伤医案的发生率要比其他科室要高一些。　　“空鼻症”不过是“过度医疗”的一个例子，其他“过度医疗”的当事人则多是选择沉默，他们之所以能认命，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很多“过度医疗”本身就是在病人自己的要求下实施的。　　病人为何放弃康复机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是中医肿瘤专家，他在其博客中，不止一次惋惜地提到那些功败垂成的病例：“5个多月前，我去北京，301医院的一位领导，转过多层关系找到我，介绍了一位间皮瘤患者，已经化疗多次，出现腹水、胸水，肝肾功能严重损伤，处于濒危边缘。我是在机场贵宾厅给她看的病，当时我就明确建议，千万别再化疗了，一则化疗对间皮瘤无效；二则她的机体已经不可能耐受，有生命危险，当时她和先生满口答应。治疗一段时间后，她先生发短信给我，说情况大有改善，能够自主活动，胸水明显减少，肝肾功能接近正常，很是感激。　　但不久助手告诉我，这个病人走了！我很意外，原来由于康复得还可以，夫妇俩一商量，觉得再做一次化疗更保险，又主动找到医院，要求再做化疗。医生开始不太乐意，觉得会有风险，但是拗不过家属，只好上了化疗，剂量不大，但当晚就呕吐不止，两三天后撒手而去！　　“输液大国”的赌徒心理　　“约七八年前，我的好友，一位资深医学专家，得了胰腺癌，术后复发，找到我，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康复得很好，之后一直稳定多年。他的朋友都是医学专家，为他庆贺七十寿辰时，建议他趁身体状态可以，再补做一、二次化疗，预防预防，有好处，没大碍！并利用工作便利，很快给他安排了住院及特需病房。他咨询到我，我极力反对，他犹豫之后说：都是老朋友、老同事了，好意难却！就做一次吧！结果，进医院当天下午上化疗，当晚发烧，诊断是化疗诱发的胆道感染，而且一烧就是两个多月，70岁的人了，很快就骨瘦如柴，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后悔不已。住院两个多月后复查，发现局部有新的变化，3个月后确定新的转移灶，5个多月后人就走了……”　　何裕民把这些对主动要求“过度医疗”的病人心理归结为“赌徒心理”，“他们认为，化疗药都是高级药，都是进口药，只要花得起钱，多做一次就多一分保险！这种心理，不独癌症病人，几乎是‘中国式病人’的普遍特点”。　　“输液森林”谁来控制　　今年2月8日，深圳儿童医院的医生被病孩家长殴打，原因就是医生不让孩子输液。对此，医生解释说，孩子是病毒感染，周期大概为一周，更适合用口服药改善症状。但这个符合病毒感染治疗常规的解释，家长却不能理解，认为是医生对孩子的敷衍，于是，突然将处方甩到医生脸上，医生站起来指责，被一拳挥在脸上。　　每年感冒高发季，各医院的急诊室都会竖起“输液森林”，原因之一是病人觉得这样直接打进血管的药物，起效快，力量大，医生又何乐不为呢？一是不违背病人意愿，免去了纠纷矛盾，二是输液总比口服药物利润高，“你再解释，病人也不信，索性依他们好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在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统计。《中国青年报》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8.7%的受访者表示，是“病人本身热衷输液治疗”，64.3%的人认为，是“医生为追逐提成收入”，总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心脏支架中国人比美国人用得多　　根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支架手术就是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居然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多倍，需要做支架的人真的这么多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胡大一教授是业内知名专家，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他很早就炮轰过中国心脏病的治疗问题：中国已经是“心脏支架大国”，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5：1。在欧洲，稳定性冠心病的病人，做支架的只有4成多，中国却接近8成。　　一位医疗器械销售代理透露说，“像关节、支架，说是3万块钱，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1.5万或1.6万，我拿出5000块钱来回馈给你，这5000块钱的一般分成是这样的：设备科是一块，大头还是底下科室，主任拿一部分，然后是上手术的医生。”　　贵的支架未必更好　　医生也是凡人，他们当初不过是考上了医学院校的普通年轻人而已，从学习到从业，并没有额外的培训或者投入，从本质上保证他们比其他行业更清廉，这种顺手拈来，又只是擦边儿的钱，自然没有不挣的道理。　　即便是确定心脏需要做支架，另一个问题又摆在病人家属面前了，医生会问：“是装价钱便宜的还是贵的？”　　现在常用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对很多冠心病人来说，这两种支架在疗效和远期预后上区别不大，只能说是各有利弊，不同人群、不同病情应选择不同的支架，也就是说，并不是越贵的就越适合你。　　但是，根据统计，我国2009年有约24万人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其中96%的人选择了药物支架，也就是最贵的一种，只有4%的人选择了便宜的那种，而在美国，每年接受此类手术的人超过百万，使用便宜的那种的比例为20%至30%，德国和瑞典为50%。　　超越“中国式病人”的盲区　　为什么并不富裕的中国人，会选择高价的支架？仍旧是“赌徒心理”，病人首先认为：“便宜没好货”，这个商品通则被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们，毫不迟疑地照搬到了医疗中，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实情，医生是不会为病人拿主意的，因为拿主意就意味着担风险，一旦出问题，医生就有了责任，在现在的医患关系状况下，医生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地说实话，几乎不可能。　　于是，医学博士陈作兵就成了一个难得的范例。　　陈作兵是浙一医院急诊专家，他78岁的父亲患恶性肿瘤晚期，已经全身转移，无法手术。他将病情如实告知父亲，并把父亲送回诸暨老家，并尊重父亲意愿，不作放疗、化疗，临终之际不做任何抢救措施，只适当镇静安眠，让老人安详离世。　　因为陈作兵知道，在英国，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面临绝症，不再做痛苦但过度的治疗……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抗住没有孝心这种传统压力，还要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帮助他做出理性的选择，而后者几乎是所有“中国式病人”的盲区。　　“四分钱处方”的医生无法生存　　今年年初，郑州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因为开出了四分钱的处方被大家关注。这件事缘起于一个浑身红疹的孩子，在到处寻医问药未果之时，找到这位医生，医生问清病情后开出了“扑尔敏”，只需要花四分钱，结果吃药一个小时后，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　　在大处方泛滥的现在，这个4分钱的处方很快被赞誉为“良心药方”。记者为此回访这位医生时，医生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处方她常常开。　　这样的病人其实很多，很多人可能是从胸透，甚至CT开始查起的，花费可想而知，但这种从误诊到确诊的过程，却在客观上成全了医院的生存。而能开出这样良心处方，首先需要正确诊断，否则，药方虽然便宜，一旦贻误病情，之后还会花更多的钱，而能达到如此诊疗水平，需要医生多年的扎实功底和临床积累，如果这样从成本上算，这个处方的价值哪里是四分钱的事？在诊疗费低，药费高的现在，这样的良心处方根本无法体现她的职业价值，而她也很难凭借这种职业良心在现实中生存。　　过度医疗与管理制度相关　　四川有个“走廊医生”，之所以落魄到只能坐在走廊里，是因为她不能接受医院为了创收而要求她给出虚假诊断，借此把病人骗进医院，花钱治病，因此她被各个科室拒绝，只能在医院走廊上班。“走廊医生”遇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医院都有，之所以“走廊医生”并不多，更多的医生对医院的这一创收手段心照不宣，一个是因为个人的正义感和勇气，另一个就是医生也理解医院的生存难度。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说：“‘过度医疗’存在的那个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现在的医院，虽然名义上是公立的，但它实际上要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作为医院的一分子，医生也就要通过他的服务量来获得他的收入。”





　　医生们也觉得很无奈　　虽然相关部门多次提出要调整医生的诊疗费，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医生的诊疗收费仍旧是很低的，就算是专家号，最高也只是300元，像这种能开出四分钱处方的医生，可能还没有资格挂这个价格号，他们水平再高，也很难通过现有的诊疗技术体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历了5年本科，3年硕士，2年博士，终于拿到了行医执照的医学生，最终却改行、跳槽的原因。　　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专家无奈地说，按照过去医疗的规定，随着病情的康复进程，一般是输液治疗之后改肌肉注射，之后再改为口服，药量要借此一点点减下来，只有完成了这样的治疗顺序，病情才可以稳定，病人才可以出院。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拔了输液针头就马上出院了，为什么？“要么是没治疗彻底，要么是根本就没输液的必要，而这两个原因，都和医院的收入有关，因为输液比口服药的利润高，所以可输可不输的都输液了，其次，医院要靠病床周转挣钱，哪有时间让你躺在病床上吃口服药？可不是拔输液针就赶紧出院嘛”。